1. 反内卷进程

自2024年7月在重大会议上首次提出“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”以来，中央“反内卷”政策呈现持续加码态势。该概念在2024年年底升级为“综合整治内卷竞争”，随后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至今年7月的会议，则明确提出“依法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”，标志着“反内卷”政策正式进入国家战略框架。从最初的行业规范倡议，到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；从指出“强化行业自律，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”，到要求“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”，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强化。

反内卷政策在各行业的推进呈现显著分化特征。特别是在作为政策试点领域的光伏行业，2024年12月光伏头部企业曾签署自律公约承诺控产，但实际执行中因现金流压力普遍违约。行业集中度不升反降，中小厂商通过低价抢单抢占市场，组件价格战导致全行业毛利率下降;钢铁行业则是在行政指导的框架下推进产能置换，但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执行偏差，中西部省份通过“地条钢”变相复产，部分省份招标文件设置地域壁垒等方式阻碍产能出清，导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受阻；汽车行业中新能源车领域价格战白热化，头部企业通过技术迭代（如比亚迪刀片电池升级）和品牌服务增值（蔚来换电站网络扩展）探索非价格竞争路径，但尾部企业仍在亏损边缘挣扎。

当前各行业呈现“政策响应速度与市场化程度成反比”的特征。资本密集型行业（钢铁）对行政指令敏感度高但转型空间受限，技术密集型行业（光伏、汽车）自主调节能力较强但受制于全球产业链竞争。

2. 当前反内卷遇到的难题

政策强制性不足，过度依赖行业自律。相比供给侧改革不同，本轮反内卷以中下游民营企业为主导，这也意味着产能出清与价格修复可能还是更依赖于行业的自律，而不是行政方面的命令。以光伏行业为例，2024年12月头部企业签署自律公约承诺控产，但实际执行中企业为维持现金流仍选择低价竞争；2025年7月十大光伏玻璃厂宣布减产30%，但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部分企业窑炉正常运行，暂未停火，凸显自律协议约束力薄弱。即使在钢铁行业这类有行政指导的领域，地方保护主义仍构成阻力，如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招标文件隐含排斥外地钢材条款，导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受阻。政策层面缺乏全国统一的产能退出标准和惩罚机制，如光伏行业对低价倾销缺乏量化处罚细则，导致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。

需求端疲软，缺乏有效刺激。反内卷需供需两端协同发力，但当前需求端疲软，导致产能出清后市场承接能力不足。光伏行业受欧美贸易壁垒和国内补贴退坡影响，2025年新增装机容量增速虽保持正增长，但增速较2024年放缓，企业库存压力未缓解；多晶硅价格阶段性反弹后，高价抑制下游需求，企业面临滞销风险。钢铁行业需求端结构性矛盾突出，2025年房地产用钢需求较2024年小幅下降，基建投资边际放缓，制造业用钢需求虽因设备更新回升，但难以弥补缺口。汽车行业“以价换量”难破局，燃油车销量同比下滑严重，新能源车价格战导大部分车企处于盈利难境地，政策滞后及需求疲软导致行业陷入“内卷—亏损—进一步降价”的恶性循环。

行业差异与政策适配性问题。不同行业的“内卷”成因与痛点差异显著，统一政策难以精准施策。光伏属于外需依赖型行业，出口占比超40%，但欧美反倾销导致海外订单萎缩，国内分布式光伏装机增速放缓；龙头企业呼吁“价格自律”，但中小厂商持续低价抢单，行业集中度不升反降。钢铁行业属资本密集型，去产能需在环保升级与就业保障间寻求平衡，通过技术改造、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，实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。汽车行业兼具技术密集与消费属性，需通过政策来抑制恶性竞争，推动技术升级与消费结构优化，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此外，煤炭因能源安全考量未被纳入核心治理范围；而锂行业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，当前价格接近成本线，但高库存制约反弹空间。

总的来说，本轮反内卷面临三大核心难题。首先，政策执行力度不足，行业自律效果有限。光伏、钢铁等行业依赖企业自律控产，但企业为维持现金流仍选择低价竞争，且行政指导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，部分省份排斥外地钢材，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。其次，需求端疲软导致产能出清后市场承接能力不足，光伏受欧美贸易壁垒及补贴退坡影响，2025年装机增速放缓，组件滞销；钢铁因房地产需求下滑与基建放缓，需求缺口难以弥补；汽车行业陷入“以价换量”恶性循环，新能源车价格战使企业盈利困难。最后，行业差异显著导致政策适配性不足，光伏受外需萎缩与中小厂商抢单影响集中度下降，钢铁需平衡环保与就业导致限产效果打折，汽车行业需兼顾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，而煤炭、锂等行业的特殊性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难度。

3. 供给侧改革

回顾2015-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，其核心在于行政强制去产能与需求端刺激的协同发力。彼时通过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五大任务，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，在2016-2018年间全国累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.5亿吨，煤炭行业退出产能超8亿吨，带动螺纹钢价格从2015年底的约1600元/吨回升至2017年的4000元/吨，行业利润大幅改善。这一轮改革的成功有三个关键点。

第一，政策强制性执行。通过中央环保督查、能耗红线等行政手段直接淘汰落后产能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。例如，2016年国务院出台《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，明确各省去产能目标，并通过276工作日制压减煤炭有效产能约16%。钢铁行业则通过“地条钢”专项整治行动，2016年12月全国共取缔“地条钢”产能1.4亿吨，占总产能的15%。这些措施直接推动了行业集中度提升，2017年钢铁行业前十大企业粗钢产量占比从2015年的34.2%提升至46.4%。

第二，需求端托底。棚改货币化刺激了房地产需求，2016-2018年全国棚改货币化安置带动钢铁、水泥等建材需求增长。2016年国务院提出“三年棚改1800万套”目标，2017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提升至60%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显著回升。同期，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15年的1%回升至2017年的7%，直接拉动钢材消费量增速从2016年的1%提升至2018年的15%。

第三，市场化机制配合。通过债转股、混改等降低企业杠杆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。2016年末至2018年初，四大AMC在国有企业债转股项目中参与度较高，其中煤炭（47%）、钢铁（16%）行业受益显著。例如，宝钢股份通过债转股降低资产负债率至60.7%，2016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861.02%。此外，行业兼并重组加速，2016年宝钢与武钢合并成立宝武集团，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企业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。

图1 2015年供给侧改革取得重要成果

数据来源：Wind，九方金融研究所。

但当前反内卷面临着新的挑战。首先便是政策强制性不足，如光伏行业自律协议执行偏差；其次需求端也缺乏有效刺激，如2025年基建投资边际放缓，房地产用钢需求下降；再者行业差异性也加剧政策适配难度，如光伏外需受阻、汽车行业技术密集型特征。因此，需在延续供给侧改革“强制约束”经验的基础上，探索政策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、需求结构升级与供给创新协同的新路径。

4. 如何破局反内卷

当前，“内卷”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矛盾，传统的需求刺激与行业调控手段在部分领域已显局限，甚至加剧了低水平重复竞争。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“破局”？本文基于对反内卷的深度研究，提出两大创新路径。一是通过服务业扩容、出口结构优化等需求端改革重构需求牵引力；而另一方面则是以政策强制约束产能与价格底线、辅以行业自律与市场化激励，推动竞争从“价格战”转向“技术战”“服务战”。这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发力，政策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，或将为“反内卷”探索出一条兼具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可持续路径。

需求端结构性改革——破局“内卷”的需求侧破冰路径

该路径通过需求结构再平衡引导供给转型，破解“外需强、内需弱”导致的被动内卷。当前内卷本质是需求分化极致化，需通过服务业扩容、消费场景创新等重构需求结构，形成供需适配的新平衡。

第一，对服务业需求进行扩容。从数据上来看，自新冠疫情后服务业PMI的从业人员分项长期低于制造业PMI的从业人员分项，这表明服务业就业市场复苏滞后于制造业，且存在结构性增长潜力。基于这点，我们可以通过延长居民消费时间，增加法定休假天数、中小学春秋假探索等政策释放服务消费潜力；针对老龄化趋势，扩大适老化服务场景投资，如医疗康养设施改造，当前卫生业投资占GDP比重较日本、新加坡仍有提升空间；适应家庭小型化与低生育率趋势，强化文体娱、旅游、美容等享受型服务供给；扩大服务贸易开放，通过签证便利化（如免签扩容）推动入境游复苏。2025年一季度旅行出口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138%，未来通过免税购物、跨境医疗等政策可释放万亿级服务出口潜力，同步拉动国内生活性服务业需求；加大政府性服务业投入（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），2025年财政支出向生活性服务业倾斜，推动基建投资从“企业服务”转向“居民服务”。

图2 新冠疫情后服务业景气度低于趋势

数据来源：Wind，九方金融研究所。

第二，给予需求侧政策刺激。借鉴供给侧改革经验，通过财政补贴、消费券等工具对光伏、新能源车等内卷行业终端消费实施阶段性补贴，避免直接刺激，防止加剧低价竞争。例如，在分布式光伏渗透率低的地区（如西北、东北），通过消费券推动户用光伏安装，以此来消化部分产能；对置换燃油车的新能源车提供一次性补贴，叠加消费券抵扣购车款，以此来促进存量市场消费升级，提升中高端车型市场份额。

第三，通过需求与供给协同来进行转型。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，促进跨区域需求流动，避免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导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；在高端制造领域（如半导体、工业母机）设立“需求白名单”，通过政府采购、首台套保险等政策引导企业技术升级，避免陷入价格战。将需求侧政策与供给侧产能调控同步推进，形成“需求升级—供给创新”的正循环，实现企业从产能转向技术突围。

政策强制性结合行业自律——构建“非价格竞争”生态体系

该路径以政策强制约束底线，以行业自律提升质量，推动竞争从“价格战”转向“技术战”“服务战”。

第一，以政策强制来约束底线。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政策。对光伏、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设定“天花板”，通过环保、能耗标准强制淘汰落后产能；修订相关法律明确内卷认定标准和相关处罚，让市场监管总局对新能源汽车、建材等行业的价格异常波动实施窗口指导。如2025年7月工信部约谈车企，要求停止“价格战”，比亚迪、特斯拉等头部企业已缩减折扣。

第二，行业自律与市场机制协同进行。由行业协会联合制定动态技术标准（如光伏电池效率、锂电池能量密度），并通过第三方认证确保执行，减少低效产能生存空间；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并购整合中小企业，形成规模效应；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或融资支持，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，减少同质化竞争。建立行业成本与利润公开平台，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非理性竞争，如强制披露原材料采购价、出厂价等关键。

5. 总结

虽然去产能，反内卷是近期的社会热点，但究其根本仍可追溯至供给侧改革逻辑。而反内卷政策相较于2015-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，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与历史延续性问题。供给侧改革通过行政强制去产能、需求端刺激（如棚改货币化）及市场化机制（债转股、兼并重组）的协同，成功实现行业集中度提升与价格回升；而当前反内卷政策在执行层面呈现“政策强制性不足、需求端疲软、行业适配性差”三大核心矛盾。与供给侧改革依赖行政命令不同，本轮反内卷更多依赖行业自律，导致光伏、钢铁等领域的产能控制与价格约束效果有限；同时，需求端缺乏有效刺激，叠加外需萎缩与房地产下行压力，使得产能出清后市场承接能力不足。此外，行业差异性显著（如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分化）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难度。破局路径需借鉴供给侧改革的强制约束经验，同时创新性地结合需求端结构性改革（如服务业扩容、精准补贴）与差异化政策设计（如环保标准强制、技术标准动态调整），推动竞争模式从“价格战”转向“技术战”与“服务战”，最终实现供需结构的适配升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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